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珍藏著一本紅軍時期的黨證，它的主人是紅軍總司令——朱德。這本黨證為蘇區(qū)時統(tǒng)一印制，封面上部印有弧形字體“全世界無產階級聯(lián)合起來”，正中豎印“中國共產黨黨證”，加蓋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紅色印章，下部為黨證編號。黨證里填有朱德的姓名、籍貫、年齡、性別、職業(yè)、社會出身、入黨年月、備考等欄目。其中“社會出身”一欄，朱德寫道，“當學生8年、教育1年、陸軍學員3年、革命運動11年”。“入黨年月”填寫的時間為“1922年11月”。黨證后面印有中國共產黨十大政綱，封底為五星和黨徽圖案。這本黨證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直屬隊于1933年7月簽發(fā)，編號第001128號。
黨證是黨員的身份證明，對每個黨員都有著重要的意義。這本飽經炮火硝煙洗禮的黨證，對朱德來說有什么特殊的意義？朱德經歷了怎樣的入黨過程？
珍藏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朱德黨證。資料圖片
立志求索
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在四川省儀隴縣一個貧苦的佃農家庭。從幼年起，朱德便跟隨在母親身邊幫忙干活，目睹地主對家人的無情壓迫。童年的艱辛，讓朱德養(yǎng)成了吃苦耐勞、艱苦樸素的生活習慣，也啟發(fā)了他反抗壓迫、追求光明的思想。受私塾先生席聘三影響，朱德不僅熟讀古籍，還廣泛閱讀新書，開闊了眼界，萌發(fā)出樸素的愛國主義思想，開始關心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1906年秋，朱德在順慶府官立中學堂求學，這是他接受“讀書不忘救國”進步思想的開端。他曾作詩《順慶府中學堂留別》表達自己的遠大志向，詩中寫道：“驪歌一曲思無窮，今古存亡憶記中。污吏豈知清似水，書生便應氣如虹。恨他狼虎貪心黑，嘆我河山泣淚紅。祖國安危人有責，沖天壯志付飛鵬。”
1909年，朱德懷揣著強烈的愛國救民思想，決定投筆從戎，報考云南陸軍講武堂。為什么要投考這所學堂呢？朱德曾回憶：“那時我還是一個農民，因為受不住帝國主義和封建統(tǒng)治的壓迫，就和一些有知識的、前進的人參加了新軍學校，進了云南講武堂，我們曾利用了這個新軍學校的力量，參加了推翻封建社會的斗爭。”幾經周折，朱德終于如愿考入云南陸軍講武堂，開始了他渴望已久的軍事學校生活，接受系統(tǒng)而嚴格的近代軍事教育。他刻苦好學，無論是學科、術科還是普通學科都取得優(yōu)秀成績。指揮隊伍時，朱德動作干凈利索，喊口令時聲音洪亮，為全校之榜樣。每當遇到外國領事到講武堂來參觀，總辦李根源總是從學生中挑選朱德和朱培德兩人出來指揮，二人因而被同學稱為“模范二朱”。
在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下，朱德在校期間參加了同盟會。在辛亥革命和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護國戰(zhàn)爭以及反對北洋軍閥的護法戰(zhàn)爭中，朱德馳騁疆場，戰(zhàn)功卓著，成為滇軍名將?？墒?，朱德并沒有就此志高意滿，反而陷入一種懷疑和苦悶的狀態(tài)。軍閥連年混戰(zhàn)，國家陷入“四野蕭蕭風雨急，中原黯黯鬼神愁”的悲慘境地，朱德看到一種與他革命初心相背離的局面，那就是“（仗）打來打去，卻沒有出路，很多從前革命的分子、同盟會的同志們都升官發(fā)財，革命沒有人來搞了，實際革命也并沒成功”。從現(xiàn)實斗爭中，朱德認識到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不能救中國。在極度苦悶與彷徨中，朱德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道路，摸索著革命的真正出路。
萬里找黨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也引起朱德的注意。他通過把自身經歷同蘇俄的現(xiàn)實相比較，朦朧地感覺到“有必要學習俄國的新式革命理論和革命方法，來從頭進行革命”。1922年，朱德毅然拋棄高官厚祿，斬斷過去的舊生活，踏上尋找新革命的道路。7月，朱德從重慶經上海輾轉來到北京，見到好友孫炳文。孫炳文是四川南溪人，擔任過《民國日報》的主筆，曾受朱德之聘在瀘州擔任第13旅部咨謀。二人志同道合，經常一起探討革命問題。孫炳文陪同朱德游覽了北京城，還一起去歸綏（今內蒙古自治區(qū)呼和浩特市）、張家口和大同等地參觀，到宣化縣雞鳴山煤礦了解工人的生產、生活情況。從孫炳文口中，朱德得知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消息，他希望在北京找到共產黨的負責人，可是都不在。聽說共產黨負責人陳獨秀在上海后，朱德再次折回上海，和孫炳文、金漢鼎首先見到了孫中山。對于這次會面，朱德曾回憶道：“孫給我的印象是一個非常真誠、堅決、明智的領導者。他要我去四川打陳炯明，我拒絕了。他又要我到美國去，可是我的興趣是去德國研究軍事科學。”就這樣，朱德婉言謝絕了孫中山。幾天后，朱德在上海閘北的一所房子里會見了陳獨秀，并提出入黨的請求。陳獨秀沒有同意。他對朱德說，要加入共產黨，就必須以工人的事業(yè)為自己的事業(yè)，并且準備為它獻出生命；對于當過舊軍官的人來說，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學習和真誠的申請。朱德當時已經認清學習馬克思主義是自己唯一的出路，便決定遠涉重洋，前往革命發(fā)源地歐洲留學，去尋找革命真理。
9月初，朱德隨同孫炳文、章伯鈞等10余人登上法國郵輪“安吉爾斯號”，從上海吳淞口啟程，歷時40多天的航行，終于抵達法國南部港口馬賽。在巴黎停留期間，朱德和孫炳文聽說周恩來在中國留法學生中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旅法組織，便決定尋找周恩來。經多方打聽，朱德二人終于在德國見到周恩來。朱德向周恩來說明自己的身份和尋找中國共產黨的經過，講述了自己從貧苦少年到講武堂軍事學員、從滇軍少將旅長到與軍閥決裂的曲折經歷，表達了他不顧一切加入中國共產黨，尋求自己新生和革命道路的強烈愿望。周恩來仔細傾聽了朱德的人生經歷，被他堅強的意志和執(zhí)著追求真理的精神所感動。他同意了朱德和孫炳文二人的入黨申請，替他們辦理加入黨在柏林支部的手續(xù)，并告知二人在入黨申請書寄往中國而尚未批準之前，暫作候補黨員。1922年11月，經中共旅歐組織負責人張申府、周恩來介紹，朱德加入中國共產黨。出于革命特殊需要，黨組織要求朱德暫不公開共產黨員身份，對外公開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國民黨黨員。“秘密黨員”這一特殊身份，為日后朱德開展統(tǒng)戰(zhàn)工作提供了幫助。自此，朱德費盡周折、歷經艱辛，終于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xiàn)了人生夙愿，從此走上為黨和人民事業(yè)奮斗的偉大道路。
我是共產黨員
“南昌起義誕新軍，喜慶工農始有兵”，這是朱德為南昌起義寫下的詩篇。南昌起義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建人民軍隊的起點，也是朱德彰顯共產黨員信仰本色的重要篇章。1927年7月21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朱德秘密趕回南昌，利用他在南昌駐軍中的人脈關系開展起義前的準備工作。早在1927年初，朱德就曾在駐南昌的國民革命軍第3軍中創(chuàng)辦軍官教育團，并于4月至6月間擔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長，對南昌各方情況十分熟悉。他利用與第3軍上層軍官的舊情，探明敵方兵力部署；為起義部隊尋找駐地；安頓初來乍到的周恩來等起義領導人。周恩來從武漢秘密來到南昌，當晚就住在朱德家中的廳堂里。7月31日晚，朱德又奉命執(zhí)行一項特殊任務。他利用和滇軍的關系，在佳賓樓宴請兩個團的團長和副團長，巧妙地牽制敵軍，為南昌起義勝利打響做出重要貢獻。周恩來曾高度評價說：“朱德在南昌起義時，是一個很好的參謀和向導。”
然而，這僅僅是序幕。作為人民軍隊締造者之一，朱德的作用和地位在起義軍遭遇失利后愈加凸顯出來。
8月3日上午，根據(jù)中共中央計劃，起義軍陸續(xù)撤離南昌，南下廣東。經過1個多月的行軍轉戰(zhàn)，終于到達廣東省大埔縣。在三河壩，起義軍開始第一次分兵，朱德率第11軍第25師和第9軍教育團共約4000人留守三河壩。隨后，起義軍主力葉挺、賀龍部隊一路南下潮汕，在湯坑、揭陽一帶遭遇嚴重軍事失利。為掩護主力部隊，留守三河壩的朱德率部與3倍于己的敵人激戰(zhàn)三天三夜。為了保留革命火種，朱德決定率部主動撤出戰(zhàn)斗，開始在湘粵贛邊界艱苦轉戰(zhàn)。
當時，這支部隊處境十分困難。敵軍壓境，部隊四面受敵，孤立無援。更可怕的是，戰(zhàn)士們思想混亂，許多經不起考驗的人紛紛脫離部隊。關鍵時刻，朱德挺身而出。他與陳毅等在廣東饒平縣茂芝的全德學校及時召開干部會議。在會上，朱德毅然決然地說：“我是共產黨員，我有責任把‘八一’南昌起義的革命種子保留下來，有決心擔起革命重擔，有信心把這支革命隊伍帶出敵人的包圍圈，和同志們團結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這一番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話語，猶如黑夜里的一盞明燈，為部隊指明前進方向，穩(wěn)住了整個隊伍的軍心，也彰顯了朱德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在困難面前毫不動搖的堅定信仰和敢于擔當?shù)恼纹犯瘛h否決了少數(shù)同志關于解散隊伍的提議，確定部隊的行動方針為：“隱蔽北上，穿山西進，直奔湘南。”隨后，朱德又適時對部隊進行了“贛南三整”，即天心圩整頓、大余整編、上堡整訓。經過整頓后的起義軍，猶如革命大浪淘沙中留下的精華，成為革命的火種。1928年4月24日前后，這支歷經艱辛的部隊與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勝利會師，壯大了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的武裝力量，點燃了土地革命戰(zhàn)爭的燎原之火。
紅軍的總司令
1930年8月，朱德?lián)渭t一方面軍總司令。1933年5月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第41次常委會決定，在前方另行組織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兼第一方面軍司令部，任命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兼第一方面軍總司令。隨后，紅軍第一方面軍政治部發(fā)布《紅軍第一方面軍政治部關于紅軍中黨員發(fā)黨證的通知》，決定對紅軍中的正式黨員一律發(fā)放黨證。朱德的這本黨證正是在這一時期統(tǒng)一發(fā)放的。在此前后，身為紅軍總司令的朱德以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和豐富的治軍經驗，參與領導創(chuàng)建鞏固中央革命根據(jù)地的斗爭。他與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指揮紅軍先后粉碎國民黨軍對中央革命根據(jù)地的四次“圍剿”等重大軍事行動。在如此緊張繁忙的戰(zhàn)爭歲月里，朱德恪守黨性原則，不僅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主動參加黨小組的組織生活會，而且嚴格履行黨員責任和義務。這本黨證的內頁，就有朱德在1933年至1934年間交納黨費的記錄，上面還留有黨小組長陳友才、孔石蘇、羅舜初等人簽收黨費的印章。
1934年4月，《中央組織局關于保護黨證的決定》中指出：“每個正式黨員都發(fā)給有黨證，表示他已得到偉大的黨的黨員的標號。黨證對每個黨員有同他入黨一樣的重要意義，每個黨員都應完全負責保存他自己的黨證。”朱德將這本來之不易的黨證視若珍寶，一直帶在身邊妥善保存，直到1959年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籌備期間，朱德才將悉心珍藏26年之久的黨證捐贈給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無論是在戎馬倥傯的戰(zhàn)爭歲月，還是在和平建設年代，朱德都十分珍視“共產黨員”的稱號，始終保持著對黨的高度忠誠與熱情，把全部精力和才能毫無保留地奉獻給共產主義事業(yè)，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勛。這本珍貴的黨證，是朱德追求真理、一心向黨的歷史見證，是他堅強黨性和崇高政治風范的生動寫照。
來源：解放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