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人員上班時間發(fā)了條無關工作的朋友圈，結果發(fā)布、點贊、評論的人均被誡勉談話。前段時間，某地“公職人員上班發(fā)朋友圈被處分”的通報引發(fā)網(wǎng)絡熱議。
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成為常態(tài)，但在一些地方和單位，問責不力和問責泛化、簡單化等問題也不同程度存在。有的不敢問責、不愿問責，有的不會問責、濫用問責，還有的搞選擇性問責、“拍腦袋”問責……哪些問責亂象最常見？背后暴露了什么問題？
畫像1：無人督促就不問化小化了不擔當
問責是黨組織職責所在，然而現(xiàn)實中，一些地方問責卻成了“燙手山芋”，只要不是上級領導督促或迫于輿論壓力，就“睜只眼閉只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比如，華東某市一慈善項目長期存在違規(guī)經(jīng)營等問題，市民政局兩任局長及多名領導干部與項目投資人存在不正當經(jīng)濟往來，但該市僅查處了直接違紀的市民政局局長等相關領導干部，未向上追究領導責任。經(jīng)上級督辦后，該市分管民政工作的副市長和市紀委監(jiān)委駐市民政局紀檢監(jiān)察組組長才受到問責處理。
問責成為啞炮、空炮，反映出一些領導干部政治站位不高，沒有認識到失職失責問題給黨的事業(yè)帶來的不良影響、對群眾利益造成的損害，或是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生怕問責給當?shù)?ldquo;抹黑”“添亂”。
對失職失責者放任自流，不敢問責、不愿問責，說到底是不擔當?shù)捏w現(xiàn)。當問責只停留在紙上寫寫、嘴上喊喊，制度的約束力就會打折扣，倒逼責任落實成了一句空話，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違紀違法問題的產(chǎn)生和蔓延。
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必須提高站位、端正態(tài)度，從講政治的高度看待問責工作，不以權勢大而破規(guī)、不以問題小而姑息、不以違者眾而放任，真正做到失責必問、問責必嚴。
畫像2：問責對下不對上基層常做“背鍋俠”
開展黨的問責工作，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但從媒體報道中不難發(fā)現(xiàn)，一些地方避重就輕，出現(xiàn)問責下級代替上級、問責一般干部代替領導干部等傾向。
問責時找“軟柿子”捏，問副職、下級責任多，問主官、上級責任少，最后很容易變成“找背鍋人易，找負責人難”。這無疑違背了權責對等原則，靶心偏離，該負責的人卻沒有負起責任。這種問責既難以令基層干部心服口服，損害問責工作的公信力，又因“板子”沒打到重點，不利于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為此，問責必須抓住關鍵少數(shù)特別是一把手，多從上面、從領導干部自身找原因、查問題，督促其真正把責任扛起來、落下去。
畫像3：問責成了筐啥都往里裝
問責問什么，問責條例中有明確規(guī)定。可有的地方把追究直接責任的案件當成問責案件，有的把不適用問責條例的一般性工作問題也納入問責范圍，導致問責內容泛化，甚至鬧出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比如，某單位一把手違規(guī)組織并參與公款旅游，本該以違反中央八項規(guī)定精神問題追究其直接責任，卻被當成問責案件處理并通報。
又如，某技術產(chǎn)業(yè)開發(fā)區(qū)一名辦公室工作人員在上班期間喝牛奶被處理，某學校教師放假后到酒店AA制聚餐被通報批評，某扶貧干部因洗澡錯過巡查組電話受到黨內警告處分，扶貧手冊中寫錯兩個標點符號被通報批評等。以上這些不屬于問責范圍內的問題被當成問責案件，造成了概念上的混淆。
黨員干部的直接違紀行為，工作上的小小過失，甚至不屬于過失的行為，都被一股腦地裝進問責的“筐”里，如此上綱上線，既暴露出問責主體政策水平不高，對問責事項心里沒數(shù)，又不免讓人感覺問責本身也有形式主義的嫌疑。
如果問責不做區(qū)分，看似嚴抓嚴管，實則越俎代庖，管了多余的事、荒了自家的田，結果影響了問責的嚴肅性和權威性，還容易寒了干部的心。問責既不能缺位，又不能越位。問責問的是領導干部管黨治黨的政治責任，既不能將一般干部納入問責范圍，也不能將其當作推動工作的行政手段，替代日常教育、監(jiān)督和管理。正所謂好鋼要用在刀刃上，實踐中應準確把握問責的科學內涵，防止泛化、擴大化，在精準問責上下功夫。
畫像4：責任界限被混淆避重就輕晃虛槍
問責，體現(xiàn)的是全面從嚴，本應成為督促領導干部履職盡責的“加壓器”。但在實踐中，一些混淆責任界限的問責，卻成了一些領導干部減免責任的“緩沖帶”“減壓閥”。
比如，有的以黨組織責任代替領導干部個人責任。華東某市在黨建工作督導中，發(fā)現(xiàn)該市相關部門存在落實基層黨建主體責任不到位等問題，僅對黨委（黨組）進行了通報批評，無一名相關責任人受到問責處理。
責任界限“傻傻分不清楚”，其實質是“揣著明白裝糊涂”，不敢動真碰硬。一些領導干部奉行“好人主義”，怕得罪人，在此想法的驅使下，問責往往降格以求，虛晃一槍、高舉輕放，以組織處理替代紀律處分，以批評教育替代組織處理。
比如，西南某鎮(zhèn)長期拖欠扶貧項目補助資助金，造成移民搬遷工作嚴重滯后，影響惡劣，但僅對該鎮(zhèn)黨政主要領導、紀委書記作批評教育了事。同不問責的相比，這種方式更有“技術含量”，表面用了問責手段，實則幫助問責對象逃避責任、減輕懲罰，不但起不到教育警示、壓實責任的作用，反而容易養(yǎng)癰遺患，把小毛病拖成大問題。問責工作應當分清責任，分類追責、照方開藥，該負什么責任就問什么責任。只有真刀真槍、較真碰硬，問責才能發(fā)揮應有的作用。
畫像5：“一拍腦袋”就問責“家常便飯”有何妨
問責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強的工作，該不該問責、問誰之責、問責程序、問責結果，均有嚴格的遵循，這個遵循就是黨章、問責條例、黨紀處分條例、監(jiān)察法等相關法規(guī)規(guī)定。
然而，個別黨組織和領導干部片面追求問責數(shù)量，不顧實際情況和問責的規(guī)范要求，一有錯就問責、一問責就動紀。
比如，西南某地曾發(fā)生一起群體性事件，該追責的部門本已明確，但縣領導覺得問責范圍不夠廣，不足以體現(xiàn)問責決心，于是把本無直接關系的部門也列入問責名單。更有甚者，一些領導一生氣就問責，想問誰的責就問誰的責，說免職就免職。
主觀臆斷、任性而為，此種問責背離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反映出一些領導干部政績觀錯位、法規(guī)觀念淡薄、程序意識不強。
搞“拍腦袋”問責、湊數(shù)式問責，長此以往，基層干部便不再把問責當回事，問責成為不痛不癢的兒戲，嚴肅性和威懾力也就無從談起。在一些基層單位，被問責甚至成為“家常便飯”，為應付上級的多種問責、多次問責，不管誰的責任、什么責任，由班子成員輪流分擔。
問責是個精細活，必須嚴格依規(guī)依紀依法，綜合考慮動機態(tài)度、客觀條件、性質程度、后果影響等情況，做到不枉不縱，一把尺子量到底。
畫像6：一問了之無下文整改措施棄一旁
問責是手段，不是目的，激發(fā)責任擔當、推動工作落實才是問責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但從一些地方、部門的情況看，一問了之甚至以問責代替整改的現(xiàn)象值得警惕。
某地一位干部反映，上級部門一次檢查考核過后，當?shù)匕褑栘熥鳛榻鉀Q問題的“開路先鋒”，所謂的抓整改只是問責了幾個人。至于問題到底該怎么解決，應該采取哪些措施，誰來抓整改，誰來督促整改，是否整改到位，卻成了再無下文的“爛尾”工程。
問責一問了之現(xiàn)象，折射出一些領導干部存在投機取巧心理，缺乏真抓實干的勁頭，其根源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祟。表面上問責轟轟烈烈，實際中問題卻“濤聲依舊”“雷聲大、雨點小”“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如此走過場，不僅讓問責偏離了初衷、失去了意義，更會損害黨的形象，使黨和政府的工作失信于民。
問責不是萬能鑰匙，也不是敷衍塞責的護身符，問責重在喚醒責任意識，解決實際問題、突出問題，要用整改落實的最終成果檢驗問責的實際效果。用好問責這一利器，必須做好“后半篇文章”，通過猛擊一掌，給領導干部擰緊責任“發(fā)條”，督促其更好履職盡責、擔當作為。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綜合自中國紀檢監(jiān)察雜志人民網(wǎng)北京日報